厉以宁要买断农民了

厉以宁要买断农民了

作者：毕尔优科夫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549 更新时间：2008-1-30

根据“主流经济学家”的习惯，在谈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把脏水泼向的计划经济，把责任归咎到毛泽东时代。厉以宁开篇就开门见山得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支柱支撑着计划经济的存在和运转。”从这里可以看出，厉以宁对计划经济全然无知，而不得不对其如何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一路由资料员晋升教授产生很大怀疑。我们来看看他说的两大支柱：

第一，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恰恰相反，产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很明确的，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国有国营，既然国有，企业管理层由政府任命就是理所当然，接受行政级别更是天经地义。既然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种种权益全归国家所有，而又禁止私有，那这个产权也是无处可以流失，可以说国有资产是大大的保险。而主流们对这个是装聋作哑的，他们喊了声“所有者缺位”，用了管理层收购等种种方式颠倒腾挪，悄然间国企全变成了外企、私企和股份制，经理厂长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老板。现在厉以宁反倒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不明，其心可诛！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结构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是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工业化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印花布的结合”，即城市卖给农村轻工业产品以获取工业化的资本，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国起步的通常做法，速度慢；另一种是“金属的结合”，即农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优先发展重工业，再以重工业为农村提供各种农业机械，帮助农业发展，这是苏联道路。据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性》一文，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于1958年，原因在于苏援断绝后，中国的工业化不得不从农村抽取资金。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并不是厉以宁说的“支撑着计划经济的存在和运转”，而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不得不采用的工业化的手段。

攻击、污蔑完计划经济之后，厉以宁便抛出了他的所谓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措施，分三点：一，允许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二，允许农民宅基地的置换；三，允许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以下，试加以解读并评论，如有误会，敬请各位到原文核对后指正。

第一，允许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因为农民进城务工了，土地闲着也是闲着，因此可以采取转包、租赁、股份制能方式集中起来。另外，抛出了“土地银行”的概念，大致上相当于一个中介机构。但是，问题来了，土地使用权流转到谁那里？用来做什么？厉以宁说是要规模经营，要合作化。邓小平也是说过农业的两次飞跃的，第一次，拆公社分地；第二次，集中规模化经营。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思维，厉以宁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不代表他不会用，但效果和邓小平的“否定之否定”大相径庭。第一步，把公社大块地变成个人小块地；第二步，把个人小块地流转集中，送到哪里去？厉以宁打个马虎眼，但想想就知道，是交给个人或者民营乃至外资所有的企业的，因为农民是绝对买不起的。他的“否定之否定”到了最后，把农民的地真正给否定没了。

厉以宁老师是仁慈的，他给出了第二个措施，即宅基地的置换。在否定了宅基地随土地流动、允许售卖这两个方案之后，他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置换。办法是地方政府以城区内一套面积相等的公寓换农民所有的房屋。他否定前面两个方案的理由很耐人寻味。第一，宅基地使用权随土地使用权一起卖，这样一来，农民回来之后就没地方住了。第二个方案的理由是不合法。两个理由牵强至极！土地都没了，农民还回来干嘛？至于不合法的理由更是奇怪，厉老师谈的不就是“变法”吗？原因其实是为人师婊的厉老师难以启齿啊：前两个方案不都得掏钱么！而以商品房换土地则大有文章可做，地方政府又被给足了利益，土地收来全是地方政府自己的，各路诸侯还能不为自己利益来全力推行厉以宁的改革？而农民抗拒厉以宁的改革就是抗拒地方政府，民不与官争，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中国被拆迁户成千上万，能加冕“最牛”的又有几人？改革既与地方利益挂钩，再好的惠民政策也要走样，何况路人皆知的厉某。

如果前面两个措施，尤其是第一个重建新地主的措施得以施行，那么第三个措施也就不能称之为措施，而是水到渠成。可以买卖的东西就具有价值，当然可以抵押。而在这里，他又一次提到“土地银行”的概念，即农民不仅可以把土地使用权卖给这个所谓的“土地银行”，也可以抵押给“土地银行”换钱。买卖是立即拿到，抵押是慢慢拿，反正结果是一样的，土地银行从农民手中拿地，再把地倒给农业资本家，从中赚取贱买贵卖的差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土地银行”，也就是土地中介或者土地当铺只能是红顶的，这中间又是照顾了一个利益集团。古往今来，改革要想推行就是要照顾一个个利益集团，厉以宁看来是深谙此道的。

三大措施看毕，让我们设想一下结果吧。农民一开始是兴高采烈得把土地“流转”出去然后去城里务工的，而且，为了规模经营的需要，这个转包期还不能短了，必须要相当长。在这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是完全失掉了退路。在农民工还有一条“实在不行回家种地”的退路的情况下，资本家还敢把工资压到连劳动力的再生产都维持不了，还敢拖欠工资，还敢刀劈讨薪民工，如果农民工连这条退路都没有了，资本家会怎么对待农民工还用想象吗？要么饿死，要么忍受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第三条路有吗？除了“造反有理”，还有别的第三条道路吗？

而留着土地的农民也未必有什么好日子过，大生产挤掉小生产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北方平原上适合大规模机械化耕种，所需人力极少，在江南河网或是山区，即便推广不了机械化，在利润平均化的必然趋势下，农业资本家也只能如工业资本家一般黑心，如若使用走投无路的外地失地农民耕种，虽所用人力不少，但成本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农业资本家又是明显，小自耕农只能不断走向破产。城市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农民被城市“拉”进去的，即随着工业化发展农民不断进城务工，底线是种田收益和务工收益相等，考虑到城市生活成本、往返路费，实际上务工收益还要比务农收益高那么一点才能吸引农民。这也是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工生活苦是苦点，讨血汗难是难点，但不至于从整体上跌破这个底线。而另一条就是农民被农村“推”出去的。也就是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先行，由于农业机械化大大解放农业劳动力，造成农民大规模失业，被迫涌向城市，居住在一个又一个的贫民窟之内。

前有被奴隶般剥削的农民工，后有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失地农民，中间又有情况相仿的农业工人，这三大群体的总数至少等于当前农民总数加下岗工人总数，约等于９亿。若使９亿人安心做奴隶而不反，厉以宁怕是痴人说梦。或者，反了也好，在一片天翻地覆中飞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厉教授再也不必担心会有人追查他的数十亿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