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増(1900-1929),是广东早期农民运动一名杰出的领导者,更是南路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员。他曾立足于梅菉和高州,领导广东南路的革命运动,为开创广东南路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黄学增为遂溪县乐民镇敦文村人,
出身贫苦,13岁才读私塾,后来入读雷州中学。雷州中学是雷州师范的前身,早年同盟会会员、革命家谭平山(广东高明县人),曾在这学校当过老师和校长,黄学增是他的学生。黄学增20岁时考上了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到广州求学。那年月,五四运动在中国各地深入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志士仁人纷纷探索富民强国的道路。1920年,谭平山在广州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黄学增即被吸收入团。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部成立,谭平山任支部书记,同年冬,黄学增就由团转党。黄学增是中共一大之后、二大之前广东的23名早期党员之一,亦为南路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这与他同谭平山的师生机缘有关,也是他思想进步的结果。黄学增人党后,党组织培养他从事农民运动,派他到广州郊区花县与阮啸仙等协助筹建农会。1924年,他曾进人彭湃主持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再次回到花县,协助当地农民组织自卫军,与土豪劣绅作斗争。1925年5月,广东省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黄学增被选为省农会第一届执委委员。同年秋,他进入中共广东区委会工作,任农委委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还根据党组织有关统一战线的规定,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代表,常到广东各地包括高雷地区指导农民运动,成为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齐名的农民领袖。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为统一广东,南征盘踞在南路地区的军阀邓本殿。南征初始,中共广东区委就选派黄学增为中共南路特派员,并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选派黄学增为随之组建的国民党南路特委负责人。1926年初南征结束,广东省农会将全省划分为潮梅、海陆丰、惠州、北江、西江、南路、琼崖等七大区,分别成立办事处以指导工作,黄学增被任命为南路办事处主任。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举行,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一批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黄学增作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之一,也到会并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査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
并在大会上解读《农民问题决议案》。会后不久,黄学増以国民党南路特委主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共产党南路特派员的身份到了梅菉。3月7日,上述三个公务机关正式在梅菉挂牌办公。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黄学增身兼三职,领导南路。由此,南路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
当时的南路地区,地处偏僻南疆,长期受军阀龙济光、邓本殷的血腥统治,贪官污吏、地主恶霸、土匪兵痞交替毒害,加上法帝国主义所谓“租借”广州湾,从中吸血,民众生活十分悲惨。但当地劳苦大众反压迫求解放的群众运动,较之东江、西江和广州周边,却相对沉寂滞后。黄学增到职仅一个多月,就以自己是本地人对情况熟悉,结合各地联络员提供的素材,勤奋写就了15000字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一文,在《中国农民》第4、5期上连载。这篇文章内容翔实、数据具体、分析精到,对当时的工作有重要指导作用,至今仍是研究南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黄学增在梅菉时,乘南征军的余威,清扫军阀和土匪的遗毒,然后在各县建立国民党党部,暗中将共产党员安置到重要位置上。如吴川的陈信材、化县的朱光震等,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改组委或县党部的负责人。同时,通过吸收中共党员扩大队伍,在各县建立起中共的支部组织,如阳江、吴川、梅菉、茂名、化县、廉江、遂溪、海康等南路最早的一批党支部,就是在1926年间成立的。南路办事处还参照广州农讲所的形式,在梅菉举办宣传学校,后来在雷州、高州也举办多期培训班,培训了多批南路各县的农运积极分子。这些人回到各地后,成了独当一面的农运骨干。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如同在南路大地撒播了一大批革命火种,从此有了燎原的基础。有了“火种”,有了“煽风”的骨干,各县的农运火焰很快就燃烧起来。南路办事处初期重点抓了吴川和雷州等地的农运工作。吴川振文一带农民多种蒜为生,有个土豪李泳溢勾结官府,以办学为名搞什么“蒜头捐”、“蒜串捐”,卖、买蒜头都要抽捐,连烧贝壳作农肥也要“壳灰捐”。土豪从中盘剥,农民叫苦不迭。黄学增让中共党员陈信材等发动群众抗争,振文农会负责人李士芬联合了48乡农民代表500多人,到梅菉游行请愿,要求取消“三捐”沿途群众增至2000人。众多农民上街示威,在当地前所未有。黄学增热情会见农民请愿代表并表示支持。次日数百农民又到吴川县署所在地黄坡镇请愿示威,吴川县长苏某怕农民造反,又怯于土豪势力,只答应取消蒜头捐。黄学增亲自出面交涉,并向上级投诉,在省农会的支持下,最终“三捐”被取消,斗争的胜利轰动了南路。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黄学增任大会秘书长并主持会务。他在大会上作了南路办事处会务报告》,并与罗绮园、阮啸仙、彭湃、周其鉴等13人当选为省农会第二届执委委员。8月,省农会召开了二届执委扩大会,为贯彻会议精神,黄学增赶回高州,这时南路办事处等机构已从梅菉迁到南路政治、经济中心高州。9月上句,他在高州连续主持召开了南路农民代表会议、南路工人代表会议和南路国民党代表会议南路15个县都派出了代表到会(工代会只有北海、梅菉阳江、茂名有工人队伍,派有代表参加)。这些会议进步鼓舞了南路各地民众,工农维护权益的行动更为自觉。高州会议后不久,高州城就爆发了有名的“捣毁大利公司事件”。茂名县广谭村恶霸杨芙生,在高州城开设了专收居民大粪的大利公司,在缺肥年代,大粪无疑有“大利”。杨某以恶劣手段垄断了这个行业,低价入高价出,大桶进小桶出,售给农民时甚至混泥冲水作假,民众多次向县署投诉,官府置之不理。一天早上,城郊各乡农会组织了几千农民进城,集会控诉大利公司的恶行,并往县署请愿。黄学增、朱也赤等南路办事处干部对此表示支持,但县长拒不接见群众,愤怒的群众随即冲向大利公司,将其砸了个稀巴烂。
农民运动的兴勃,引来了黑恶势力的镇压。电白县某乡民团团董李公录,为维护民团征收乡民捐税的特权,对农会极为仇视,散布“农会垮台”的谣言,派团丁胁迫农会会员退会。黄学增了解情况后,即知会电白县署,将李公录逮捕法办,并乘势裁撤了一批民团。但电白的地主恶霸不甘失败,他们纠集反动势力,秘密组织“八保会”不时发生捣毁农会、吊打农民、焚烧农舍、勒收谷捐等恶行。黄学増多次深入电白农村调查,写成《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把地主土豪破坏农运的罪行公之于世,提出惩办土豪劣绅、取缔“八保会”等严正要求。省农民协会也发出通电,有力地支援了电白农民的斗争。
在南路办事处的领导下,南路各县农民运动很快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至1927年初,南路大多数县都成立了县级的农民协会或筹备组,整个南路农会会员人数近40万人。1926年7月,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农民运动的中心逐步从广东转移到湖南、湖北,广东整体农运已呈现停滞迹象,但这时的南路,农民运动风生水起,声震南天,无疑这与黄学増等人的努力奋斗分不开。
1927年3月,黄学增再到广州出席省农协第二届执委扩大会议,会后留省工作,从此,他离开了家乡南路。而这时已是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前夕。
黄学增调离南路后的大致去向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変,三天后,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黄学增随中共广东省委转移到香港。1927年夏,黄学增任中共广东省委西江巡视员,奉命返回高要、广宁一带,发动农民举行西江暴动,在两县拉起了800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声援广州起义,后被敌人镇压。1928年4月,黄学增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1月被选为候补常委,省委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已遭敌重创的琼崖地区主持工作。黄学增在任琼崖特委书记期间,召开琼崖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派干部分头到澄迈等地扩展队伍,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等等。经过黄学增艰苦努力,琼崖革命力量得以恢复和发展。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路线影响下,1928年1月,决定将琼崖特委和南路特委合并改称“南区特委”,特委机关拟设在海口市,希望通过发动城市暴动,扭转被动局面。12月,南路特委在广州湾被敌人破坏,特委书记黄平民和朱也赤等18人被捕牺性。两特委合并失败,黄学增执行省委决定,将琼崖特委机关从山区迁入海口。1929年3月后,在海口的特委下属机关陆续被敌人破坏,8月初,琼崖特委机关再次被破坏。这时,之前到香港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黄学增回到海口,找不到特委机关,知事有变,佯病住进美国人办的福音医院终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黄学增被捕后,时任琼崖实业专员、负责监督琼崖13县和海口市行政事务的国民党军阀黄强,自情当过广东省甲种工业学校的校长,与黄学增有“师生之谊”,又是同姓宗亲,他亲自出马“策反”黄学增。他说:“可惜呀,我最赏识的、最有前途的学生,却走错了路,下场堪忧……”黄学增说:“我的看法与你相反,走错路的是你。我为劳苦大众奋斗,你却杀害劳苦大众,你逃避不了历史的惩罚!”黄强火了:“你死亡在即,应该回头是岸!不然,你是我的学生也难以救你!”黄学增视死如归“我是共产党人,甘愿为共产主义献身。我已经不是你的学生,你看错人了!”1929年8月12日,黄学增被敌人杀害于海口市和府城之间的红坎坡,年仅29岁。
来源:《茂名英烈事迹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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