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州牧~蒋介石的“首席智囊”——高州大井杨永泰的平生

在今年建国70周年之际，央视和各大卫视播出了不少优质的主旋律电视剧，在电视剧情中蒋介石身边总有一个得力的谋士，凡是蒋介石有什么不解的时候必定会问他，他如此这般解答一番蒋介石一定茅塞顿开，此人就是是民国第一大“军师”，被蒋介石赞为“当代卧龙”的杨永泰。

杨永泰字畅卿，生于1880年，广东高州茂名县（现高州）大井镇鉴江畔的大坡山村人。

护法运动中，政学系投靠西南军阀，策划改组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作为政学系成员，杨永泰参加了改组后的军政府，并先后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广东省省长。 军政府垮台后，杨永泰离开广州， 投靠北洋政府，成为国会议员。但好景不长，国会很快被解散，政学系随之烟消云散，杨永泰也来到上海，等待时机以期东山再起。

1928年，刚刚复出的蒋介石深感自己缺乏足智多谋的谋士。蒋介石的盟兄黄郛便向他推荐了杨永泰。他在蒋前称：“杨畅卿先生，为 海内奇才，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此话出自盟兄之口，使蒋深信不疑，恨不得立即揽之入幕。与此同时，杨永泰也在寻找机会，他首先找到了军政府时期的好友熊式辉。熊式辉时任淞沪警备司令，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一。这样，通过熊式辉的直接引荐，杨永泰很快就为蒋介石效劳了。

杨自幼接受严格的旧式教育，又曾留学日本，接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故“既擅文事，又长武备；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对于“天下大事”观察已久，故与蒋介石见面之初便发表了著名的“隆中对”：

“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旧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

杨永泰将其“削藩”策略概括为：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 3 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

蒋最头疼的军阀问题，被杨永泰数语道破。蒋介石顿时心明眼亮，对杨永泰肃然起敬，任命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由一个草居在野的政客，一跃而入蒋总司令的“卧榻之侧”，杨永泰成了蒋介石的“首席智囊”。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即着手实施杨永泰的“削藩”谋略。1928 年 7 月中旬，蒋在北平召开军事善后会议。国民党各路“诸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参加会议。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军事方案》和《军事意见书》，冠冕堂皇地提出整编军队，裁减兵员，其意图是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身势力，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冯玉祥、阎锡山诸人开始均沉默不语，后来极力抵制。

蒋介石仅想利用这次机会试探一下各路“诸侯”的态度，当然是无果而终。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利用北伐结束之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将这些人明升暗降，调到南京，以便解除兵权。蒋介石接受了杨的建议。

8 月 8 日至 15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会长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三人长住南京，共商国是。

接着，杨永泰建议蒋尽快召开编遣会议，“杯酒释兵权”，用政治方式削去“诸侯”兵权。1929 年初春，编遣会议召开，但出乎蒋的意料，各路“诸侯”在裁兵问题上互不相让，争论不休。尤其是冯玉祥，称病请假，消极对抗，致使蒋抱极大希望的会议草草收场。

既然政治方式不能“削藩”，只好诉诸武力。按照杨永泰的建议，蒋介石决定首先用军事手段消灭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当时，桂系势力盘踞着从广西、广东经两湖直到山海关长达千里的战线，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如何破掉李、白这个互相配合的战阵？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先击首腹后斩尾，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先解决武汉、平津桂系驻军，尔后直捣桂系广西老巢。

1929 年 3 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先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到南京加以软禁，任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然后委派唐生智携巨款去天津活动老部下李品仙倒戈反桂，不用一兵一卒便使白崇禧仓皇出走。接着，蒋介石统率大军直捣武汉。

为了实施武力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策略，杨永泰秘密来到香港，与受桂系排挤的俞作柏洽商。他凭着三寸巧舌说服了俞作柏，并许诺：“如果俞将军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杨永泰陪俞作柏来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委任俞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由杨永泰协助到汉口，与桂系第四集团军第七师师长李明瑞秘密接触。当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一交火，桂军前敌总指挥李明瑞便阵前自动脱离战斗，致使桂军一败涂地。李宗仁、白崇禧退守广西。蒋介石率各路大军齐向广西合围，桂军大败。李、白二人被迫逃到香港。

就这样，杨永泰协助蒋介石首先平定了桂系。

蒋桂战争接近尾声时，冯玉祥统率西北军单独反蒋。蒋介石再次采用杨永泰的计策，用经济手段瓦解冯玉祥的军队。1929 年 5 月 22 日，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力主维护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复电韩复榘，令其指挥所有驻陕甘宁部队，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并送现款 500 万元作为犒赏。“银弹”的威力迅速见效，5 天后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1930 年 3 月，鹿钟麟、商震、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三、四集团军 57 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一面推举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联合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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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原大战爆发之势，杨永泰胸有成竹地向蒋介石建议：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采取“银弹”外交，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东北军张学良。蒋介石立即派吴铁城和张群携巨款到东北，极力拉拢张学良助蒋讨伐阎、冯，并用重金收买了冯部将领刘茂恩，诱捕冯军豫东前线总指挥万选才，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经过 5 个月激战，蒋大获全胜，阎避居大连，冯移居汾阳。山西晋军被举兵入关的张学良加以整编，西北军则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个个吃掉，仅仅保留了被改编的 29 军。这样，冯玉祥苦心经营 20 多年的西北军土崩瓦解了。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削藩策”后，只用3年时间就达到了预期目的。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举兵南进，开始向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然而三次“剿共”连连败北。蒋介石尤其不明白，各地“诸侯”人马那么多，都被逐一铲除了，而共产党就这么一点人马，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输了 ？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剿共”失败的原因，发现蒋的失策在于把红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红军的最大不同是实行政治建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是靠政治起家的，那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杨永泰派人向蒋呈递了一份“万言书”，陈述了自己对于“剿共”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手，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

杨永泰的下面几句话更是一下子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话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达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剿共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

蒋介石对“万言书”大为赞赏。1932 年 4 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决定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

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可谓老谋深算。蒋介石照此实施，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由于张国焘的指挥错误和政治上未能适应蒋介石的新策略，没有采取应变措施，致使红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蒋介石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苏区。

1933 年 5 月 7 日，蒋介石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政治事务。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剿共”，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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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三次反围剿形势图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蒋介石并未得手。尽管如此，他对杨永泰的方针并没有动摇，而是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 50 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苏区。

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他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组织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化标兵”；实行军人独裁，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苏区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更狠的是，杨永泰建议蒋介石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国民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至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等，组成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军打一场“政治战”、“经济战”和“立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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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一年多时间，这些措施便收到奇效，逼迫中国工农红军西去。杨永泰因谋划“剿共”有功，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自古以来，四川就被称为天府之国，土壤膏腴，资源丰富，确为中 国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区域之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四川（包括西康），再加上云南、贵州，整个西南 地区拥有持久抗战的战略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把它作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不能不说是最佳选择。

1934 年10月红军长征后，蒋 介石认为：“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 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 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 更无借口阻止我们，此乃政治上最 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 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然而，西南各省以四川政治最为混乱，实力最强的刘湘， 虽然感激蒋介石在1932年至 1933年他与刘文辉的大战中所给予的支持，却时刻提防蒋系势力的渗入。当蒋介石向刘湘提出派10个师 入川协助“剿共”时，刘湘明言拒绝中央军入川，只要求中央补助饷械。蒋介石虽然很恼怒却不能强来。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现在诚 然是统一四川的好机会，但四川历来不统一，内部情况复杂，不能操之过急，目前要抓住刘湘，答应给钱给军械，不派兵，只要求派驻一个参谋团驻重庆。然后寻机撤销南昌行营，设立重庆行营。一来可以 追剿共军，二来中央可以借机入川，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并为蒋介石制定了入川“三步曲”。

1935年1月12日，南昌行营 第一厅厅长贺国光率“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参谋团” 和宪兵 2000 余人入川，指导川康军政，策划、指挥“剿匪”事宜。对此， 刘湘无法拒绝，只好表示同意。参谋团入川，是蒋系势力打入西南的 第一步。随之蒋介石于 3月飞抵重庆，将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杨永泰为行营秘书长，并手谕：“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 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重庆行营的设立，为中央剥夺刘湘的军政 大权提供了条件，此为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将四川军政大权收归中央。杨永泰建议蒋介石：成立以实力最强的刘湘为主席的省政府，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行政专署， 由省政府重新派人担任专员，训练川军军官，裁减和改编川军。蒋介 石立即依计行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破防区制，成立以实力最强的刘湘为主席的省政府，规定自1936年3月 1日起，四川所有各军月饷统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统收统支，自此打破了为害四川近 20 年的防区制。整理四川财政，规定自1935 年起确立预算制度。统一四川币制，核准发行善后公债及整理金融库券，收兑地钞，推行法币政策。轮训军官，裁减和改编四川军队。1935年7月创办峨嵋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兼团长，对川军营长以上各级军官进行轮训， 四川军队裁减和改编。通过这三步曲，蒋介石最终达到了经略四川大后方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有杨永泰很大的一份功劳。

由于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杨永泰的地位如日中天。1932年4 月， 蒋介石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 军事时，杨永泰任鄂、豫、皖剿总司令部秘书长。1933年 2 月，杨永泰又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兼任行营第二厅厅长，负责党政经济。南昌行营在河南、湖北、湖南 、江 西 、安 徽 、江苏 、浙 江 、福建 、山东等十余个省内，不仅掌有军事全权，而且行使行政权，各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第二厅。几乎所有的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过杨永泰过目，然后才能呈蒋，许多军政要员来见蒋，也须经杨安排。杨 永泰一时权倾朝野。

在杨永泰的周围还团结了一大批军政要员，其中有时任外交部长的黄郛、湖北省主席张群、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以及吴铁城、王世杰、吴鼎昌、翁文灏等人，由于杨永泰、黄郛、张群是民初政学系成员， 这些人又被称之为新政学系。新政 学系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政纲，只是个松散的联盟，往往以个人的私交 和政治上的默契进行团结合作。他们一贯亲蒋、忠蒋，并且大多以学有所长、精于政务、足智多谋而深 受蒋介石的器重。新政学系通过杨永泰扩张其势力，一时在国民党政坛声名鹊起，势力显赫。

杨永泰离开蒋介石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成为一员封疆大吏，但却给政敌提供了刺杀他的机会。1936年10 月25 日，杨永泰应邀参加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的宴会，宴会结束后，在江汉码头准备回武昌时，一个刺客向其连开数枪，杨中弹身 亡。杨永泰被刺一事使国民党军政界大为震惊，蒋介石更是惊怒万分。他立即责令秘密侦查厅进行调查，缉拿凶手，同时要求湖北省 府公葬杨永泰。凶手很快被抓，并被枪毙。但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CC系头目二陈。11月12日，在杨永泰公葬之日，蒋介石亲自写了一篇祭文，以褒扬他这位 “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当代卧龙。

冥冥中是否是应了瓜棚地的风水，真的有“瓜熟蒂落”的魔咒和历史籖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