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就是当代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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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与最高法的互怼：保密的副卷与司法公开
继曝光娱乐圈阴阳合同，引发起税务地震后，近日崔永元又爆出了“最高法丢失千亿矿权案卷材料，导致执行不能”的事。
而最高法公众号在“辟谣”、怼人、秒删之后，又发布声明，称曝光材料属实，部分内容与副卷相吻合，希望小崔继续举报、监督违法事宜。
最高法态度的转变，可以理解为一身正气、急公好义的崔永元平安落地了吗？我先分享一个原本准备留在小说里的故事：
在我执业初期，曾接手过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审判阶段一直停滞不前，几近中止，我代理后，立即去法院阅卷。
彼时承办该案的法官，正在开会，于是将我留在了他的办公室，指了指桌下的三箱子案卷材料，让我拍照复印，了解案件始末。
是的，律师干的不仅是脑力活，还是体力活，阅完近百本卷后，我才发现其中一册为案件“副卷”，里面记录了市长对该案的指示、法官的书面报告等材料。
话题到这，大家以为我要揭露行政干预案件，导致司法不公的事了么？
并不，副卷里党政机关领导的指示，其实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的：比如要妥善安排好受害者的退赔问题，维护好社会稳定，根据被告人的不同表现，在量刑上有所区分。
承办法官笑呵呵地回来后，才发现他将副卷与其他卷宗混同，导致辩护人啥都知道了的事，瞬间懊恼不已。因为根据1991年《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规定，“副卷”是不宜对外公开的法院机密，一直延续至今。
可惜副卷已阅，木已成舟，我们都无可奈何，看着法官哀求我保密的样子，内心不忍，为避后续之嫌，我主动退出了该案，不再做其他评论。
那么，一直充满神秘色彩的“副卷”，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归档办法》规定，副卷内容主要是：法院内的阅卷笔录、案件承办人的审查报告、承办人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的材料或笔录、有关本案的内部请示及批复、合议庭评议案件笔录、审判庭研究、汇报案件记录、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等文件。
从这些文件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副卷本身的含金量，源于法官、合议庭们对案件的判断与选择，这些取舍的过程，没有完全体现在判决书中，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案件的结果。
实事求是，副卷的产生，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无法避免的。比如有些案件的侦查手段一旦暴露，犯罪份子的应对手段将会更加高明、比如一些案犯的处理被人知晓，未到案的同案犯则会逐一应对已知证据，逃避后续的惩处、比如在错案终身追责的当下，敢于坚持良知，对存疑案件作出反对意见的法官，可以根据这些记录来自保。
但副卷的保密性规定，却未必能与时代衔接，至少在司法信息公开、文书公开、庭审公开的法治趋势与要求之下，副卷内容得不到阳光洗礼，客观上是有碍错案纠正与公众监督的。
万一有更大的权力左右判决、把持材料，操作司法公正，倘若不公开副卷材料，盲目地将透露副卷内容的公义者视为泄密者，一律惩处，受害者如何响应维权呢？
比如崔永元举报的千亿矿权卷宗丢失案，经纪委审查确认属实，丢失事实与副卷描述相符，并非单方造谣。倘若不深挖丢失的原因、盗窃的利益相关人、后续的监控为何故障，那一方的正当诉求，如何得到法律支持呢？面对不公的裁判结果，维权方如何根据已有的文件，进行阐述与说理呢？
将所有的证明义务，都强加给举报者们，是不现实的，他们的举证能力有限，并不能提供所有的定罪材料。没证据时说人造谣，有证据后又拿一句简单的违规泄漏副卷材料，来打击线索提供者，而不去正视案件本身是否处理合规，这将会离我们所追求的公正甚远。
如何将副卷的保密性规定与司法公开做到平衡，其实很考验立法技术，仅靠公民一方的努力与牺牲，还远远不够。恕我直言，目前崔永元已经被公义与情绪，绑架到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了，一步走错、半步失态，便有跌入悬崖之险。
一个英雄的产生，是时代的幸运，期待一个普通人成为英雄，则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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