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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湛江李俊 于 2021-11-24 22:44 编辑
分税制改革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李俊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这对中国经济深远影响。国内市场统一、高铁等基础建设、缩小地区差异等,这些都和分税制改革有关。
分税制改革之前,实施财政包干政策。地方按照约定金额上交中央,剩下都是留给地方。这种财政包干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调动地方积极性,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财政收入大部分留给地方,上缴中央的过少,就会造成地方有钱,中央没钱。
财政包干政策年代,地方预算外收入可以独享。这种情况下,地方往往有意降低税收收入,增加预算外的收入。通过各种方式给企业减税,然后通过收费、赞助等手段收一些回来。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这本书上说道:“1982年—1992年,地方预算外年均增长30%,远远超过预算内收入年均19%的增速。1992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达到预算内收入的86%。”
分税制改革把收入分为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改革之前,增值税属于地方税,改革之后,变成中央拿走75%,剩下25%给地方。改革之后,中央变得有钱,地方没钱了。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这本书上说道:“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且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如果没有分税制改革,国内市场很难实现统一。分税制以前,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各省市场处于严重分割状态。本省啤酒厂生产的啤酒,只能在本省销量,很难在外省销量,外省的啤酒,同样很难在本省销量。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和增值税的共同作用,很大程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2002年改革之前,企业所得税上缴方式是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中央企业上缴中央,地方企业上缴地方。改革之后,按照所在地上缴,企业所得税地方和中央按照四六分成。增值税按照生产环节征收,外省的产品进入本省,那么也可以给本省带来税收。
企业所得税按照所在地上缴,也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不管这个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如何,只要能够引进来,地方就可以分享到企业所得税。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不会区别对待。
中央有钱了,协调能力也变得强了。高铁的建设,需要多个省份一起协作。北京到广州的高铁,沿途经过湖南、湖北等省份。如果没有强大中央去协调,那么地方之间协作效率就会变得很低。
要缩小地区差异,也需要中央财政的大量投入,要是中央没钱,根本就无法做到。中央有钱了,才能做到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可以说,那些经济欠发地区的省份,都是分税制改革的受益者。
分税制能够带来好处,那么同样也有代价。正如吴晓波所说道:“当然,凡事有利必有弊,分税制的益处在于增强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转移性支付成为可能,但也造成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变穷了,甚至导致财政没钱发工资。
有一些学者认为,当前高房价和分税制有关。实际上,高房价和分税制关联不大。高房价主要有几个原因造成,一是用地指标数量有限,地方政府为了增值税等税收和就业,有意压低工地用地价格,减少住宅用地供应数量。二是地方政府在基础方面的投入,比如修路等,从而提高土地使用价值,最终也反映在地价上。三是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城市化发展等因素,增加人们购房需要,推高房价。
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这本书上说道:“工业用地,2000年每平方是444元,2018年820元,只涨了85%。而商业用地价格增长了4.6倍,住宅用地更是猛增了7.4倍。”多数城市出让土地之中,工业用地占到一半左右,剩下一半,还有很多是商业用地,所以住宅用地供应数量并不多。
说到上海,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是寸金寸土,但是2020年保留着289.6万亩农田,也就是1900多平方千米,相当一个深圳那么大。如果把这些农田变成建设用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高房价。
地区差异过大,这从国家视角来看,并不是坏事。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给中西部一些省份,有大量的转移收入。这几年,贵州省经济发展不错,这和转移支付有关。毕竟,这是转移,有一些省份受益,自然就有一些省份做出贡献。
一直以来,分税制在学界有各种争议。分税制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但是中央拿得过多,也导致地方上发生一些困难。转移支付,有积极一面,同时也造成“跑部钱进”的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地方出现财政困难,出现没钱给公职人员发工资。1996年到2000年左右,湛江雷州市发生严重财政困难,出现拖欠公办学校教师的工资。当时,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都是用来发工资,很难有钱搞基础设施建设。
要肯定分税制的意义,但是也要思考不足的地方。分税制让广东、江苏、上海等六省市承担太多责任,所以要缩小地区差异,也要奖勤罚懒。
202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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