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的县长父亲》多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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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德州作家协会公布了其廉洁文化主题征文的获奖名单，在获得一等奖的文章中，一篇《我的县长父亲》格外耀眼，由于文章题目和喜剧电影中的情节不幸“撞衫”，让广大网友误以为该文章是一篇靠“拼爹”得奖“关系文”，引发了集体热议，德州作协也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随即在获奖名单中删掉了《我的县长父亲》一文。

然而，在文章原文被曝光后，网友们却发现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该文章文字朴实、情真意切，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

文章作者是一位退休干部，在整理其已去世的父亲的工作笔记中深受感触，随即写下该文。她笔下的父亲叫于志明，1943年投身革命，1955年成为新中国山东省禹城县第一任县长。于志明的一生颇为坎坷，却一直坚守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他“当过县长，做过饮食员，干过掏粪工，一生几起几落，没给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了129本工作日记”。在他孩子的眼里，于志明是一个“无情”、“抠门”、“一根筋”的父亲。妻子生病，他为了秋收抢收彻夜不归；中苏交恶，他坚持将儿子送入军营；亲戚求帮忙安排工作，他果断拒绝，不留一丝余地。但在人民的眼里，他兢兢业业，两袖清风，数十年如一日，是人民的好县长、好公仆。村民落水，他竭力救助，耐心开导，给伤者以生活的希望；禹城大涝，他冲锋在前，拄着木棍深入一线，一城百姓无不为之动容；当地盐碱地多，他组建改碱队，藏碱，深翻，修台田，一边实践一遍摸索，尝尽各种方法，直到生命的终点依旧牵挂着盐碱地改良的工作成果。

然而，这样的一位好干部、好榜样，却被喜剧电影给误伤，舆情短时间内猛烈发酵，直冲微博热搜榜第一。尽管误会最终解开，但还是引起了公众的思考：为什么谣言能轻易产生？为什么没能及时澄清？如果不是这个意外，于志明和他的事迹又能被多少人所知道？这无不体现出当前的舆情体系，仍存在着诸多不足。

在谣言产生上，一些断章取义的自媒体，随意玩梗的网民，连原文都没读过，就肆意指责，一些追热点的媒体，没有核实信息的真假，就转载了该消息，扩大了影响面。最终，一张小小的名单截图，在互联网上掀起来轩然大波，造谣者们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反而获得了流量和利益。我们不能期望每一次谣言的结果都是美好的“误会”，如果真相没能及时到来，舆论过后，留给当事人的往往是谣言带来的痛苦。对此，相关部门应该设立造谣黑名单制度，对首发谣言、多次传播谣言、利用谣言进行恶意营销炒作的账号主体纳入黑名单管理，健全完善监测、发现、辟谣、处置全流程工作规范，压紧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造谣传谣行为惩治力度，查处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最大限度挤压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生存空间，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在面对舆情上，当前一些官方媒体在应对舆情上缺乏处理突发危机的能力和经验。德州作协明知文章得奖实至名归、光明磊落，不仅没能及时给出解释，澄清真相，还为了躲避网民的质疑，选择当“鸵鸟”，用下架文章的粗暴手法一删了之，给公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反而加大了舆论反应。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舆论跑偏并不奇怪，相关部门必须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机制，加强对网络舆情信息汇集、分析和处理能力，同时强化舆论引导能力，提升媒体应对艺术，做到临危不乱，临机应变，及时化解舆情危机。

在宣传工作上，一些宣传部门宣传方式单一，宣传理念落后，哪怕手上有好故事，也不能讲好用好。如果不是这个误会事件，于志明这样的好干部大概只会被看到评选的小部分人所知道，他和他的事迹，也将随着那些熟悉他的禹城百姓的老去而被世人淡忘。宣传部门要认识到，宣传工作不能依靠偶然发生的热点事件，需要更加善于挖掘身边的故事，用更符合群众口味、更生动鲜活的方式进行宣传。一是要学习《我的县长父亲》的优点，习总书记说，“好文章必须接地气，只有触摸到时代的脉动，才能赢得更多读者”，《我的县长父亲》能火，除了误会造成的“反差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好文章。要认识到，宣传内容不能只会说空话、喊口号、堆辞藻，只有要坚持人民立场，用好群众视角，才能讲好中国故事，让宣传效果直抵人心。二是要适应新时代的宣传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为宣传工作赋能，对于《我的县长父亲》这种突发事件，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德州作协不妨主动站到风口，利用热点加大宣传引导，比如可以公开于志明的工作手册、对当年的亲身经历者进行访谈、拍摄于志明的纪录片等等，进而扩大宣传效果，化危机为机遇。

    《我的县长父亲》一文的意外出圈，既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好榜样，也暴露了当前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希望媒体、宣传部门等都能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让《我的县长父亲》这样的好文好例多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