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分税制改革，2024年消费税改革，广东一亿多常住人囗成最大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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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越来越近了。
日前，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扩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的程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这意味着，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即将迎来一轮大调整，地方政府或成主要受益者。
土地财政消退，地方政府有望迎来新的税源。
根据公开报道，消费税改革或将成为重点，而改革方向是“下划”和“后移”。
所谓“下划”，是将纯100%的中央税，变成央地分成税，让地方政府分上一杯羹。
众所周知，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形成了中央税、地方税、央地共享税的不同模式。
在四大税种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在央地之间进行分成，只有消费税是惟一的中央独享税，不与地方政府分成。
一旦消费税开始向地方“下划”，变成央地分成模式，地方若能拿到50%，也意味着近万亿的税收增量，堪称雪中送炭。
虽然与卖地收入无法相提并论，但消费税更加稳定，且能随着不断扩容而稳步增加。
而“后移”，指的是从生产环节征收，转向消费环节征收，决定税收在不同省份的归属。
目前，消费税主要针对烟草、石油燃油、汽车、酒和奢侈品类开征，仅烟酒、石油燃料就占到了90%以上，税源高度集中于一些烟酒和石油燃料加工大省。
且不说未来消费税会不会扩容，到底是在生产地征收，还是后移到消费地，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要知道，烟酒产业高度集中在中西部省份，而消费地则以经济大省、人口大省为主。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财力大分配。
这种分配不只在央地之间，更在于地方之间。如何分成，究竟下划给哪些省份，充斥着剧烈博弈。
过去，我国税收普遍在生产地征收，工厂在哪里税收就在哪里征收，类似于前端征收。
这一模式固然激发起各地的招商引资冲动，但也导致税收与税源的分离，对许多地方都不公平。
所以，当前税制改革方向“后移”，从生产地向消费地倾斜，在哪里消费就在哪里征收，这意味着整个税收受益方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消费税过去由中央独享时，这一问题还不凸显，毕竟地方政府拿不到消费税，也就无所谓从哪里征收。
一旦消费税开始下划，地方能分上一杯羹，前端还是后端，生产地还是消费地，就显得至关重要。
如果消费税未来仍在生产地征收，那么烟酒、石油加工、汽车的主产地无疑将从中受益。
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上海，就属此类。
云南、湖南、湖北都是烟草生产大省，贵州则是白酒生产大省，上海烟草的税收贡献同样不菲。
如果按照最新改革精神，消费税“后移”，从生产地转向消费地征收，在哪里消费就归哪里所有。
这意味着，只有市场规模庞大、人口数量众多、消费力强劲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最能从中受益。
广东、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将会从中受益。
这些地方要么是人口大省，要么是消费大省，广东更是集几者于一身。
在消费地征收的好处是，能让更多地方意识到提振内需消费的重要性，进而扭转地方政府过度“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
举个简单例子，作为贵州最大支柱企业的茅台，如果消费税按照生产地征收，贵州能拿到大头，而如果按照消费地征收，在广东消费就大部分分归广东。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不仅涉及央地关系的调整，还涉及地方财税关系的重塑，更涉及不同省份利益的调整，影响极其深远。
一鲸落，万物生死。
长期以来，卖地收入贡献了地方财政的半壁江山，土地财政也成了挥之不去的依赖，有城市卖地收入甚至超过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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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楼市遭遇大变局，卖地收入不断收缩，各地财政收支普遍受到冲击，在卖地之外何以开拓新的税源，就成了当务之急。
房地产税，一度被寄予厚望。
作为100%的地方税，房地产税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曾被视为取代土地财政的不二之选。
问题是，房地产税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市场心理的影响堪称“核武器”，在楼市下行期显然不会轻易开征，未来何时能够落地，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除了消费税下划、房地产税探索之外，以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赠与税为代表的财产税，都不无上马的可能。
遗产税，在发达国家比较常见，但总体规模不会太大，也会刺激富人转移财富，导致资本流失，如何开征，短期恐怕也很难定下来。
资本利得税，主要针对资产增值，主要集中在股市投资等理财领域，但考虑到当下的资本市场走势，开征起来也不容易。
这些税，基本都称得上“富人税”，多数都是直接税，主要针对的是高收入群体，这也是国际通行的税种。
而过去的四大税种，无论是增值税、所得税还是消费税，都是间接税，加在商品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当然，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羊毛最终出在羊身上，所有的税种最后还是纳税人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