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洪流不断冲刷，延续544年的高州府，为什么竟然会在短短十二年里一步步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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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时代洪流不断冲刷，延续544年的高州府，为什么竟然会在短短十二年里一步步地走向彻底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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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光绪三十四年春，知府英麟倒在府衙的榻上。四个月后，陈昭常踏入这座空了一半的府城，却不知这座五百四十四年的府城，只剩下最后四年的光阴。天灾、瘟疫、民变与新政交织，一方深埋青砖下的铜印，凝固了高州府最后的时光。

光绪三十四年春，高州城。

府城街道不过十条光景，《申报》记载，时疫大作，每日死者数十人。

三月初七，知府英麟倒在了府衙二堂的榻上，再没能起来。

四个月后，一位叫陈昭常的新任知府从省城赶来。

他踏入府衙时，看到的是空了一半的街市、紧闭的店铺门板，和鉴江岸边新垒的坟冢。

他不知道的是，这座五百四十四年的府城，只剩下最后四年的光阴了。

一

高州府不是一天建成的，也不是一天倒下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改元高州路为高州府。

彼时府治尚在旧城，洪武十四年（1381年）起，辖茂名、电白、信宜、化州、吴川、石城一州五县。

辖境之大，相当于今天的高州市、信宜市、电白区、化州市、茂名市区、廉江市、吴川市。

明清两代，高州府一直是粤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清代顺治四年（1647年），高州府属高雷阳道，因辖地广大、地居要冲，被称为广东“下四府”之首府。

高州城同时是高雷阳道、高州府、茂名县三级官署驻地。

经济上，高州商人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商业网络，“常将耕牛、大米长途贩运至海南，成为海南牛、米的重要来源之一”。

府属的梅菉镇因商业繁盛，被称为“小佛山”。

据《光绪重修茂名县志》载，鉴水之畔的南华路是明清时期繁华鼎盛的街区，为高州“九街十二巷”之一。

三日在墟，人流不断。

文化上，高州府的教育体系在明清时期已相当完备。

府学宫大成殿巍峨矗立，社学、私塾星罗棋布。

清代高州府共产生举人二百五十四人。

这座府城，是粤西士子读书进取的起点，也是他们考取功名后的荣归之所。

然而，进入光绪朝，高州府的天，开始变了。

二

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夏，高州府发生大瘟疫。

据记载，茂名一县户口九十万人，自光绪十七年始，死于鼠疫者达三十万。

这不是一次性的灾难，而是持续二十余年的反复折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鼠疫遍及茂名全县，全县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夏间，县北各乡鼠疫流行。

五月十五日、十六日，江水暴涨数丈，东江尤甚，两江沿岸塌民舍商店无数，人畜淹毙极多。

高州城水位比咸丰六年高出数寸。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鼠疫再起，县城及帅堂最烈，死者不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鼠疫流行，龙首十八人、文屋八人患鼠疫暴卒。

三月二十四日，县北雨雹。

八月初三日，飓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夏间，城乡鼠疫大流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城中鼠疫大流行。

知府英麟染疫身亡。

英麟不是第一个死在任上的高州知府，但他是死在鼠疫手里的。

据《申报》载，彼时高州“时疫大作，府城街道不过十条左右，而每日死者数十人”。

一座城池的行政首脑，竟在一场瘟疫中倒下——这在高州府五百余年的历史上，闻所未闻。

英麟死后，高州府在短短四年间换了三任知府。

继任者尚未坐稳府衙的椅子，新的灾难又至。

宣统元年（1909年），泗水大翰鼠疫流行，死亡一百人。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城乡再发鼠疫。

与此同时，“三点会”组织在高州府境内迅速蔓延，县内农民、手工业者和个别中、小地主踊跃加入，组织民军，伺机起事。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派人在高州城后街敬轩馆设联络站，“三点会”首领黄廷光、吴荣甫等常来洽谈。

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初七夜，地震。

六月初九、初十日，飓风大雨，伤禾稼，城中水深数尺。

九月初，巡道易顺鼎去职。

新任巡道彭言孝到任时，高州会党蜂起，提出“推翻满清，杀绝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

彭言孝下令各乡捕送会党成员来府。

天灾、瘟疫、民变、官腐——这些要素在短短十余年间集中爆发。

高州府像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在风暴中苦苦支撑。

而真正致命的一击，来自体制内部。

三

就在天灾人祸交相侵袭的同时，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正在悄然重塑高州府的肌体。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的建议，诏令将书院改为学堂。

高州府的反应不算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高雷廉巡道吴永与邑绅士江慎中、周廷劢、梁宗矩、李维寅、李崧年等筹备建立新式学堂，议决将高文书院改建为高郡中学堂，由府库拨款五千两充建筑费。

高文书院的前身可追溯至明代隆庆三年（1569年）的南岳书院。

三百余年的书院，一朝改为中学堂——这不仅是换一块匾额的事。

旧式书院讲授的是四书五经，新式学堂教授的是算学、格致、外语。

旧的科举路径正在崩塌，新的教育体系尚未成型。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高郡中学堂修建扩建学舍竣工。

同年秋，高文书院正式改为高郡中学堂，以江慎中为监督。

在常平仓空地建茂名中学堂，以梁宗渠为监督，按民米每石分别附加钱四百文、二百文作办学经费。

翌年二月，两所学堂正式开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初二日，广东学政朱祖谋来到高州，举行最后一科童子试。

考场上的士子们或许还不知道，这是高州府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此后，朝廷正式宣布在高州废除科举。

同一年，在县城考棚开设高郡师范学堂。

在旧府学宫设立高郡图书阅报社。

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虐待旅美华工，掀起抵制美货运动，高州人民纷纷响应。

中秋时节，食品店用洋面制的月饼无人问津。

同年，成立茂名县商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县城警察，由高州知府英麟核准，抽收牛皮捐拨充经费。

九月，高州府设官纸局高州分局，专司印刷契据、票据、账簿等。

秋，在县城南郊秋林开办高州瓷业工厂。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高州崇实中学堂成立，校址设在东门节孝祠。

这些新政举措，放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突出，但对于偏处粤西的高州府而言，已是前所未有的变革。

新学堂、新警察、新工厂、新报纸——旧制度的骨架还在，新制度的血肉正在生长。

然而，新旧交替之间的阵痛，恰恰是最剧烈的。

旧式的府学、县学还在运转，新式的学堂已经开课。

旧的科举功名还在发挥作用，新的学堂文凭尚未得到社会认可。

旧的知府、知县还在按章行政，新的议员、商会已经开始发声。

高州府正处在一个尴尬的过渡期——旧的已经松动，新的尚未稳固。

四

高州府的最后一位知府，叫陈昭常。

关于陈昭常的籍贯，史料记载不一。

有说他是广东新会潮连乡人（今江门市蓬江区潮连岛）。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

此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吏部主事、长春知府、广西按察使等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麟死于鼠疫之后，陈昭常奉命出任高州府知府。

他抵达高州时，这座府城已经千疮百孔。

瘟疫还在反复，会党已经起事，新政刚刚起步，旧制摇摇欲坠。

他面对的，是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留给地方官的最后残局。

陈昭常在任的时间不长。

从1908年到1912年，不过四年。

但这四年，恰恰是高州府五百四十四年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四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消息传到粤西，已是深秋。

高州会党趁势而起，提出“推翻满清”的口号。

府城之内，人心惶惶。

府衙之外，枪声时作。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2月12日，清帝退位。

旧的王朝结束了，旧的府制也将随之终结。

民国肇建，百废待兴。

北京政府推行“废府存县”改革，裁撤府一级行政区划，保留县制。

高州府名列其中。

1912年，广东省政府派出高州绥靖处，驻茂名县（高州城），领茂名、信宜、电白、化县、吴川、廉江六县。

高州府的建制被正式裁撤。

府衙的匾额被摘下，府衙的大门被关上。

陈昭常搬出了府衙，住在城南的一间民房里。

他让人把高州府印包好，藏在床底下。

有人说，高州府自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设，至民国元年（1912年）裁撤，历时六百三十二年。

也有人说，应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算起，五百四十四年。

无论哪种算法，这座府城作为一级行政区的历史，在这一年画上了句号。

高州府撤销当天，街上贴满了省都督府的告示：自即日起，高州府改为高雷道，辖原七县，道尹公署驻茂名县。

然而高雷道的建制并不稳定。

民国三年（1914年），撤高州绥靖处，设高雷道，治所仍在茂名县，辖原高州府六县、雷州府三县、阳江直隶州二县，共十一县。

民国九年（1920年）撤道。

此后政区名称屡经更迭，高州府再未恢复。

五

府衙空了。

人去楼空。

然而府衙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1958年，高州县文化馆在修缮旧府衙时，从二堂的青砖下挖出一个布包。

布包已经发霉，里面是一方铜印，刻着“高州府印”四个篆字。

还有半本《高州府志》手稿，扉页上写着：陈昭常，光绪三十年进士，高州府知府，民国元年卸任。

这方铜印，是陈昭常藏在床底下的那一方。

三十多年后，它从青砖之下重见天日。

如今，这方铜印陈列在高州市博物馆里。

旁边的说明写着：“高州府自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设，至民国元年（1912年）裁撤，历时六百三十二年。

陈昭常为最后一任知府”。

铜印上锈迹斑斑，篆字依稀可辨。

它沉默地躺在玻璃柜里，像一枚凝固的时间胶囊。

六

高州府消失了。

但高州城没有消失。

府衙旧址上，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昔日的府学宫、考棚、书院，有的成了学校，有的成了仓库，有的只剩下断壁残垣。

高郡中学堂几经更名，先是高州官立中学，再是广东省省立第九中学，1950年定名广东高州中学。

这所学校至今仍在，校址已不在中山路31号的原址。

鉴江的水还在流。

一千多年来，鉴江从高州城边流过，看着这座城池从高凉郡到高州路，从高州府到茂名县。

江水带走了泥沙，带走了枯叶，也带走了五百四十四年的府治岁月。

1958年，当工人在旧府衙二堂的青砖下挖出那方铜印时，鉴江的水正从几十米外流过。

布包上的霉斑是潮湿的空气留下的印记——三十多年间，鉴江的水汽渗进青砖，渗进布包，渗进铜印的每一个笔画里。

如今，那方铜印陈列在高州市博物馆的玻璃柜中。

参观者俯身细看时，能辨出“高州府印”四个篆字。

印面有绿锈，边角有磨损。

那是五百四十四年行政运转留下的痕迹，也是一个时代终结的物证。

府城不在了，府印还在。

知府不在了，府志还在。

旧制度不在了，鉴江还在流。

光绪三十四年春，知府英麟倒在府衙二堂的榻上。

四个月后，陈昭常从省城赶来，踏入那座空了一半的府城。

他不知道的是，这座五百四十四年的府城，只剩下最后四年的光阴。

1912年夏天，高州城的荔枝熟了。

陈昭常坐在城南民房门口的老榕树下，看着挑着荔枝的农夫走过，听着孩子们喊“卖荔枝嘞”。

他不再坐在府衙二堂的太师椅上了。

他只是一个卸了任的旧官，坐在一棵老树下，看着这座他管了四年的城。

远处，鉴江的水还在流。